梁建章：朱婷式家庭配称“最美家庭”

　　2016-08-29 人文经济学会 人文经济学会 人文经济学会 微信号 HES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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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建章 | 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黄文政 |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婷加冕为奥运女排最有价值选手和最佳主攻手。2016年8月22日，河南省妇联主席一行，看望了朱婷的父母，授予他们家“河南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报道引述道：“祝贺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她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河南争了光!”。

　　对此，8月25日央视评论认为：朱婷是超生女孩，朱婷的父母曾经因诞下朱婷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最终缴纳罚款了事。虽然，朱婷为国家争得的成就与其父母悉心培养密切相关，只因一块儿金牌就能让“超生”家庭变身“最美家庭”，未免让人感觉这样的称号给得太过随意。

　　据网络信息，朱婷1994年生于河南郸城县朱大楼村。至于朱婷家到底有几个孩子，媒体说法不一。《成都商报》报道：“1994年，朱婷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而大河网引述朱婷母亲的话：“俺家没有男孩，朱婷姐妹6个，她排行老三。”

　　央视在评论中还表示，“最美家庭”的评选应有缜密的程序和民意参与，荣誉称号不应是领导随便赠予他人的纪念品。我们对此非常认同，但认为央视评论把是否应该获得荣誉称号与所谓“超生”联系起来，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在我们看来，朱婷家确实应被称为“河南省最美家庭”，这不仅是因为朱婷在排球运动上为中国赢得了荣耀，更是因为她父母生养了五六个女儿。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在中国面临人口坍缩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形势下，生育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的家庭弥足珍贵。

　　五六个孩子是否太多?

　　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和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社会对生育的认知已远离维持民族正常繁衍所需的状态。别说五六个孩子，就是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会让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错误地以为这会导致人口膨胀。这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觉。决定人口趋势的是生育率，可通俗地理解为每个家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由于男孩比女孩多，而且不是每个女孩都能存活到生育期结束，即使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人口也会一代少于一代。中国目前生育率的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避免中国人口的不断萎缩。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从2010到2014年，中国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7，平均为1.20。即便这5年的数据对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这种触目惊心的变化早已反映在年轻人口数量的锐减中。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才20年，即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5%，每两代人减少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稳定，那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除非能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之前在本专栏系列文章中已论述，无论是从资源环境、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文明传承来看，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未来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中华民族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全面二孩依然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只有更多家庭像朱婷家那样生育五六个孩子，才可能弥补部分人的不生不育、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很多国家都认识到多生家庭对缓解低生育率的重要性，因而对生育的奖励采取累进制，即越到后面的孩子获得的经济奖励越多。比如，生育率比中国高得多的法国就长期鼓励生育，包括对生育8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实质性的支持更不胜枚举。但即使如此，法国生育率还是略低于更替水平。

　　目前，东亚文化圈是全球生育率最低迷的地区，其中华人社会垫底。中国大陆城市已把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更低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需要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而朱婷父母这样的多生多育更具有标杆性意义。

　　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

　　有人猜测朱婷父母生五六个女儿的动机是希望有一个儿子。尽管重男轻女有悖公平原则，但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从逻辑来说，农村严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去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性别偏好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其原因正是中国实行了全球最严苛的生育限制政策。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孩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就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这样做的结果致使很多第二胎女婴被终止了生命。需要指出，即使没有重男轻女而只有儿女双全的思想，“一孩半”政策也会导致出生比例失调。这是因为，头胎是男孩的父母被禁止再生育，无法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而头胎是女孩的父母，如果希望男女双全，自然会希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

　　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并且不选择堕胎，那么希望有男孩的家庭可通过扩大生育数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或生育率过高。假设自然男女出生性别比与胎次无关，一直为106。即使所有父母都偏好男孩并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男女出生比例依然还是106，虽然不少家庭在最后生男孩之前会生很多女孩，但平均每对夫妻的孩子数量也仅为1.94((100+106)/106)。在这种生育模式下，生育6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占总家庭数量的1.31%((100/206)^6)。

　　在生育数量的限制及胎儿性别鉴定存在的情况下，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确实与男女比例失调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偏好也是很多家庭“超生”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生育率会更低，人口老化和未来的萎缩会更加严重。相比之下，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则一无是处，不仅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更造成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这个政策是当年对人口形势判断失误，对人口与发展关系认识不足的产物，表现在把中国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并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朱婷家境贫寒，父亲朱安亮以种地为生，为补贴家用开了间修车铺，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2007年朱婷小学毕业，父亲想让她辍学打工，但不到13岁的她选择了继续读书。到初中，朱婷很快被推荐给体校，走上了排球之路。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农村孩子的刻苦精神，朱婷从市体校、省体校到河南省青年队，再到河南省队、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国家队，一步一个台阶，最终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两年，功成名就的朱婷陆续给家里买了轿车和商品房。

　　朱婷的经历展现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如何用自己的努力反哺家庭，改变家人的命运。虽然她的成功也许只是特例，但不可否认，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对贫寒家庭尤其如此。有人担心，全面取消生育限制会让贫寒家庭多生，拉低人口素质。姑且不说此观点违背平等理念，就是实证分析也不支持这种与出身挂钩的生育限制。况且，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都已低于西方国家，贫寒家庭也都生得太少。

　　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寒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未必小于富家子弟。像划时代的人物，伽利略、牛顿、瓦特都出身贫寒;杰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兰克林也出身贫寒，尤其是发明了避雷针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富兰克林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由于早年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中国近代杰出科学家中出身贫寒的确实不多。但新中国的教育普及让来自贫寒家庭的人才大量涌现。航天员的选拔万里挑一，对身体，智力、学识和性格等素质的要求极其严格。下表列出了中国进入过太空的10名航天员的出身情况。

　　该表显示，除了杨利伟和刘洋分别来自普通教师和工人家庭外，其余8人均来自农村家庭，其中一半家境贫寒。聂海胜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干农活把孩子养大。翟志刚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亲靠卖炒瓜子才供他读完小学和初中。刘伯明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时候到草甸子上放猪，暑假曾到砖厂做工。在景海鹏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没吃过菜;父母在为生产队干活之外，靠绑扫帚换钱让家人不挨饿。

　　这些家庭非常贫寒，但却为国家养育了万里挑一的航天员。他们靠自己的劳作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幸运的是，当时还不是一个养育孩子还要被惩罚的年代。要再晚一二十年，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张晓光可能根本没机会出生，即使他们的父母有朱婷父母那样的勇气把他们生下来，如果不像朱婷家那么幸运地生活在计生政策宽松的地区，可能会被巨额的社会抚养费逼得走投无路，甚至家破人亡。像朱婷一样，这些脱颖而出的航天员不仅给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和实惠。孩子成功是父母的最大希望。多生几个孩子产生杰出人才的机率要远高于只生一个。

　　统计研究显示，在同住条件下，父母与孩子的智商相关性是0.42，而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是0.47 (Kaufman，2009)。据此可比较高智商少生家庭与中上智商的多生家庭。这里，高智商家庭是指父母亲的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1%的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是指父母智商处于人群中19%的水平。假设高智商家庭生1个孩子，而中上智商家庭生3个，那么，在平均意义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于中上智商家庭的3个孩子中最聪明的那个。换言之，要培养杰出人才，少而精的养育方式抵不过数量优势。多一个孩子，父母就多一份希望。限制生育是在扼杀无数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

　　中国人少生也是世界的损失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某次人口研讨会上问道，中国生育率如此之低为何还不鼓励生育。一位资深学者回答：“能让你生就不错，哪有鼓励的道理?非洲不是还有国家在控制生育吗?”在回应生育率为何总被高估时，他说：“不高估怎么办?容许你生几个，你生不生我怎么知道，我只能给上限。”一位更资深的人口学家则脱口而出：“中国人口的素质太低了”。

　　如不是亲耳所闻，难以想象这些言论会出自对中国人口政策有影响的人物之口。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基本素质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认知科学认为，智商测试能很好反映受试者的整体智力，包括理解、抽象、推理、演绎等能力及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设计合理的测试结果不受文化背景影响(Neisser等，1996)。尽管智商的群体差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由此衍生的歧视更违背和谐与公平原则，但鉴于许多生育限制支持者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了解一些认知科学中有关中国人的基本结论是必要的。

　　Lynn和Vanhanen在2006年出版的《智商与全球不平等》一书因涉及族群间的智商差异这一敏感话题倍受争议，但该书囊括的113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智商测试结果等翔实资料具有参考价值。按该书的结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在105至108之间，欧洲和北美在90至102，东南亚在86至94，中东在78至87，印度82，撒哈拉以南非洲低于75。其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地的数据分别来自当地的10个、11个、9个、2个智商测试结果的综合，每个测试的样本人数从几十至几万不等，结果最低100，最高122。

　　大部分国家的智商测试成绩过去几十年都在上升，该现象被称为Flynn效应，一般被归功于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环境的复杂化(Colom等，2005;Flynn，2009)，但在一些发达国家，上升趋势在最近一二十年已停止(Sundet, 2004;Teasdale和Own，2005;Gray，2009)，说明Flynn效应与智商测试可反映人类基础智力的假设并不矛盾。在上面提及的结论中，不同年代的智商数据是对Flynn效应调整之后的，因此是可比的。

　　东亚人均智商更高在认知科学中有很多论述(Lynn，1982;Neisser等，1996;Rushton、Jensen，2006)。多项研究(Winick等，1975;Clark、Hanisee，1982;Frydman和Lynn，1989)还表明，从小被领养的东亚裔孩子在后来的智商测试中成绩也要显著高于相同背景的欧洲裔和其他族裔的孩子。

　　智商测试所反映的能力对科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按美国心理学会1995发布的《智商：已知和未知》报告(Neisser等，1996)，个人智商与工作效绩、教育和收入高度相关。Lynn(2008)分析了数十个国家不同族裔间的智商差异和收入差距，发现在几乎每个国家，平均收入的顺序与平均智商的顺序一致，即东亚裔 > 欧洲裔 > 拉丁裔 > 非洲裔。例如，在巴西和加勒比海各国，东亚裔最初都是种植园苦力，但一两代人后却迅速上升到收入最高层。

　　值得指出的是，个体智商有很大的随机性，相互间的差异一般也远大于族裔间的差异，而且对个体来说，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努力和环境等后天因素。 Herrnsten和Murray(1994，322-326页)验证了，族裔间的收入差距几乎完全可由他们智商的差异来解释;即两个不同族裔的人，如果智商相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差距。这表明对个体的评判应完全基于个体特征，而不是其族裔背景;在个人能力之外，基于族裔背景所产生的偏见不仅违反道义，也毫无道理。

　　在国际比较上,《智商与全球不平等》根据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得出人均智商与人均GDP相关性高达0.7。该书论证了这并非由于人均GDP高导致智商高，因而说明国际间人均智商的差异可较好解释经济成就上的差距。中国人均智商按认知科学的结论处于世界最高之列，但中国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说明中国科技和经济要达到与中国人均智商相适应的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除人均智商不低于任何民族外，中国的文化特质也非常适合于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国人追求世俗成功，勤劳程度不在任何民族之下。中国人有更强的忍耐力，注重长期和整体利益。当然，无论是智商还是文化特质都只是潜能，其对发展的作用只有通过后天的发挥才能实现。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要更优秀。

　　正是千千万万勤劳本分的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撑起了中国社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曾告诉邓小平，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说，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作为世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对中国人口的素质深具信心。他曾领导的新加坡就是由无数贫苦农民的后裔所组成的，现已迈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其人口素质更居世界最前列。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机会。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追求世俗成功、智力不凡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损失。尽管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接收国，但在不到世界平均一半的生育率下，经济因素可能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年轻劳动力移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主要鼓动者和资助者，现在却建议中国吸引移民，这无异于限制中国孩子的出生来给外国移民腾地。

　　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有意义

　　在朱婷家荣获“河南最美家庭”称号后，有一条微博评论写道：“说实话看来心里很复杂，甚至有点酸楚。北京，三十多年严酷的计生政策，无数像我这样从四十岁上下就开始空巢(孩子上大学起)的家庭……我们守规矩的回报，……”本文两位作者都是独生子女，且也都只有一个子女。因此，无论是作为独生子女，还是独生子女的家长，我们都完全理解这种感叹背后的哀伤。

　　但我们希望感叹者认识到，导致这种哀伤的是严酷的生育限制政策，而非朱婷这种家庭的多生。独生子女的家庭，恰恰要感谢那些多生的家庭，因为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艰辛养育了更多的孩子，为养老体系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者，为民族保持了更多的元气和活力。从1980到2015年，中国约有两亿“超生”孩子出生。要没有他们，中国现在的老龄化会更严重，经济会更低迷，养老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再者，在严酷的政策环境下，多生家庭所遭遇的艰辛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难以体会的。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以“超生”家庭为取笑对象，丑化那些为实现生育意愿而被迫颠簸流离、含辛茹苦的底层民众。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把维持民族正常繁衍必不可少的多生当成愚昧和落后的表现，对他们所遭受的严苛处罚心安理得;直到现在，央视在对朱婷家庭的评论依然流露出歧视，而计划生育部门仍然在对两孩以上家庭强制性征收社会抚养费。可以说，中国社会从整体上欠所有“超生”家庭一个公道。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超生游击队》可以拍一个续集，让观众们再看看成年之后的“少林寺”“吐鲁番”“海南岛”是如何成家立业、相互支持又孝敬父母的，甚至可能像朱婷一样功成名就。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社会回归正常，因为孩子本来就应该是家庭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怎能成为歧视和嘲笑的对象?当年嘲笑和讽刺“超生”的很多人，也许未曾料想蕴含在自主生育中生命的无限可能以及兄弟姐妹可能给人生带来的丰富多彩。

　　朱婷生于1994年。按河南省农村当时实行的政策，第一胎是女孩的，可生二胎，但不能生三胎。朱婷是老三，显然属于“超生”。按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2002年版《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8条规定，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每多生一个子女，朱婷家庭都将至少被征收相当于上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六倍的社会抚养费。如果当地对朱婷和她的两个或三个妹妹的出生，按此规定向朱婷父母征收“社会抚养费”，那她家应该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合理推测，当时征收标准没有如此严苛或者当地计生执行比较宽松。因此，河南省应授予当年的计生立法或执法者“河南最美不作为部门”荣誉。如果他们当年真的尽心尽力，哪有今天的朱婷?

　　实际上，像朱婷家这样的“超生”家庭，被社会抚养费逼得走投无路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因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邱县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2013年12月4日在村支书家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艾广栋与妻子谢玉凤育有4女1男。从2003年他们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一次性收7000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拿走200，有时拿走500，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3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缴6万块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谢玉凤回忆道。2013年12月3日，村干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这是他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

　　与艾广栋一样不幸的是无数因为强制生育限制而被阻止的生命，他们中不知道有多少本来可以成为朱婷一样的运动员和像中国航天员那样的栋梁之才。在为朱婷喝彩的同时，也应该惋惜那些没有获得出生权利的胎儿，更要牢记今天还有不少所谓的“抢生”或者“超生”的家庭依然生活在遭受处罚的担惊受怕之中。锦上添花固然皆大欢喜，像朱婷家这样的“超生”家庭，真正需要的不是孩子成功后能获得多大的褒奖，而是不再因为养育更多孩子受到处罚。更为理想的是雪中送炭，就是给这些为未来贡献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这种基于自主生育的托育政策，不仅是无数家庭的愿望，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